她还是把手机贴在x口按了一下,就一下,很快拿开了,像怕烫着。
然后她开始收拾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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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上,她给经理人打了个电话,推掉了后头十天所有的事。
“就说我需要离开一阵子。”她说,“别的不用说。”
经理人在那头顿了顿,然后用一种“我懂”的声气说:好,你早该出去散散心了。中午,公关那边的口径就顺出来了,顺得像自己长的:她受了这么大的伤,全美国的心都陪着她碎了一场,如今风头稍定,她要出去走一走,疗伤。
七点,车到了。不是她自己的车。
车没有走她认识的路。没有去机场的主航站,拐进了一处她没来过的私人航站,栏杆抬起来的时候没有人看证件。飞机在里头等着,舷梯放着,机组站成一排。她上去,舱门关上,起飞——从头到尾,没有一个人问她一句话,也没有一个人多看她一眼。每一个环节都像上了油,她只需要把自己交出去,像一件托运的行李。
她认得这个手感。
三年多以前,她刚被点的那一阵,也是这样:车来了,门开了,路是通的,人是让开的,全世界忽然变得没有一点阻力。后来这个手感没有了,她过回了自己那种要跟世界讨价还价的日子——片酬要谈,档期要抢,狗仔要躲。此刻这个手感回来了,严丝合缝地把她接住,她整个人陷在机舱的座椅里,像一块石头终于沉到了水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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