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没有问问题，没有反对，没有说「我们要不要再想一下」。他只是站起来，走进书房，开始把那些装订成册的报纸从铁柜里搬出来。他知道带不走全部，但他正在挑选最重要的年份，把那些合订本一本一本放进防水袋里。他的动作很俐落，像在打包一个已经准备了很久的行李箱。
我去房间把衣服塞进後背包，把识别证放进口袋，把金属盒子放进另一个口袋。然後我在书桌前面站了一分钟，看着桌上那叠还没写完的作业、没还给图书馆的书、还有一张纪静在学校走廊上留给我的纸条——「林彦，当你能看懂这行字的时候，来找我。你知道在哪里。」
我已经能看懂了。我已经找到她了。她现在不知道在哪里，被管理局追着，在雨里跑着，或者在雨墓等着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再见到她。
我把纸条夹进课本里，放进後背包，拉上拉链，走出房间。
母亲站在玄关，已经换好了外出的鞋子。她的脸颊那道伤口在玄关的灯光下看起来更长了，像一道被画在地图上的边界线。父亲站在她旁边，背着一个鼓鼓的後背包，手里还提着一个防水袋，里面装满了十二年的地方新闻合订本。
「可以了吗？」母亲问。
「可以了。」我说。
她推开家门。雨扑面而来，b刚才更大，大到每一滴都像在敲门。那个人影还站在街灯下，黑伞依然稳稳撑着，像一座被雨浇铸的雕像。看到我们出来，他动了。他把伞微微抬高了一点点，露出伞下的脸。
太远了，我看不清楚他的五官。但我看到他的嘴角，微微上扬了一下。
他在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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