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解释，没有告别，没有一个明确的最后一次——她是过了两个月才明白过来的：没有下一次了。
他留过一个电话号码给她，写在一张撕下来的纸角上。那张纸角她夹在记事簿最后一页。
她从来没有打过。
一次都没有。
这件事她后来想过很多次，为什么不打。答案她其实第一天就知道：因为他找她的时候，从来不是打电话来的。是车来的，是门房上来传话的，是他忽然就在那儿的。他的事没有一件是可以反过来的。她要是打了那个电话，接通了，她说什么？她说不出口的那句话，是“我想见你”——这句话一说出口，有一样东西就完了。她说不清是什么东西，可是她知道它会完。
所以她不打。她把号码留着，留在最后一页，一年换一本记事簿，那张纸角就搬一次家。
1989年到1993年，四年。
她的日子过得非常好。这一点必须说清楚：她的日子过得非常好。
她二十一岁进基金会做项目专员，二十二岁做到项目主管，二十三岁进了理事会——理事会一百一十年的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。报纸上登过一小块，带照片。母亲把那一小块剪下来了。
她谈过两次恋Ai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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