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里那个项目开了大约十四次会。他一次都没有来过。
来的永远是那七个人里的几个——Duarte，或者Kessler，或者两个nV的其中一个。他们准备得永远很足，权限永远很清楚：能定的当场定，不能定的第二天回。
一年下来，基金会内部对这个项目组的评价是“这是我们合作过最省心的一方”。
Helena主持了那十四次会里的十一次。
每一次她都坐在长桌的那一头，看着对面那几张脸，听他们说“他的意思是”、“他那边希望”、“这个我们回去跟他确认”。
每一次会开完，她把纪要看一遍，改两个字，签掉。
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，她手里那本账其实是完整的。
每一样她都有。
她见过他在包厢里四个半小时不动，见过他说“别给我”；她见过那栋楼里二十个人做每一件事之前都往他那边看一眼；她见过那七个人一起走进她的会议室，见过那个一年只出三次场的律师说了两句话就把一个问题结束掉；她见过一架飞机在两个小时的通知里为她飞了一趟大西洋；她见过一间十七世纪房子的六楼，见过Nadia那件运动外套，见过侧门，见过一个当红的nV明星扶着墙走出来。
她还见过：所有这些东西，从来没有一样是需要他亲自出面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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