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子在上面走，那个东西在下面待着。上面越走越亮堂；下面那个，她以为它在变小。
1993年1月，她在一个画廊的开幕上看见了他。
不是安排，不是巧合里带着什么——就是纽约，这个城就这么大，这个圈就这么小，四年没撞上才是运气好。
他在厅那头，跟两个人说话。穿一件深sE的外套，头发剪短了。二十五岁的他跟二十岁的他不一样了：那种到处都是棱角的东西收进去了，人站在那儿不动，可是那半个厅的人都知道他在那儿。
她端着杯子，站在二十步以外。
她看见他的那一秒，四年白过了。
这是她自己心里的原话，当场冒出来的，一个字一个字：四年白过了。她的心跳、她的手心、她身上从腰底下往上走的那一道热——全部，一样不少，跟十九岁那年站在那面地下室的墙边一模一样。四年的升职、两个人、几百场会、一千多个安安稳稳的夜晚，在那一秒里被清了零。
她没有走过去。
她在那个开幕上又待了二十分钟，跟三个人说了话，说得都很得T。她一次都没有再往那个方向看。
然后她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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