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后所有的人都在被那个标准量。量一个，不行。再量一个，还是不行。不是不好——是不行，这两个词她分得清清楚楚，就像当年“好奇”和“想知道”那两个词她也分得清清楚楚。
1991年的圣诞夜她哭过一次。
家宴散了，她回到自己的公寓，喝了半杯东西，坐在窗边，忽然就哭了。哭了二十分钟。没有理由——那一年她升了职，那一年她跟第二个还没分，那一年一切都好。
她哭完了，洗了脸，照常睡觉。
第二天她把这件事归了档：累的。
她没有再往下想。不敢想是后来的说法；当时她给自己的说法是不必想。有一扇门她知道在哪儿，她绕着走。她的日子这么好，她的一切都在往上走，那扇门后头的东西跟这一切没有关系，也不该有关系。
她只在一件事上没绕过去。
1991年秋天，一本杂志。她在牙医的候诊室里翻到的。
半页的照片。他站在一面白墙前面，抱着手臂，头发b从前长，看着镜头外面的什么地方。下面的文字说这是今年最值得注意的新人，说他的第一张东西把几样不该在一起的东西放在了一起，说他拒绝了三家大公司。
她把那半页看了很久。候诊室里有别人，她坐得很端正，脸上什么都没有，那半页她看了四十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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